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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发布时间:2009-12-23 10:43:05
                                                      黄 瑚
                     
    【摘  要】本文以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为研究视角,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第二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第三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第四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并对前三个历史阶段即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了探讨与阐释。
 
    【关键词】发展阶段;新闻事业;中国近代
 
     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描述中国新闻事业史发展轨迹的专著,即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但是,戈公振将中国新闻事业史划分为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和报纸营业化四个历史阶段,缺乏科学依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史学者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注重研究新闻事业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其集大成之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大卷(方汉奇主编),计260多万字。这部巨作正确地将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但偏重于中国新闻事业在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的历史作用,因而在历史分期上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基本相同,未能体现出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性。跨入新世纪前后,新闻史学界发出了重写一部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呼声,也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成果。
 
     重写一部中国新闻事业史,关键在于要弄清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建立在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基础上。据笔者所见,一部中国新闻事业史,将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似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第二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第三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第四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由于第四个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诞生与发展阶段尚无异议,因而本文将分三点对前三个历史阶段进行探讨与阐释。
 
    (一)
 
    中国新闻事业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自1815年开始,至1895年结束,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近代报刊因外国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需要而在中国诞生,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人等各色人等的共同努力下“渐行于中土”(王韬,2002:p171),其中商业性报纸发展为报业的主流。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报业市场与舆论阵地始终为外报所垄断。
 
    以1815年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起点,其依据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815年8月5日,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威廉· 米怜(William Milne)在南洋马六甲发刊中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主旨。这份报刊虽然在南洋地区出版,但其创办意图并不是为了影响南洋人,也不是仅仅为了影响南洋地区的华人,而是为了影响所有的中国人,因而被新闻史学者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戈公振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戈公振,1927)。此后,虽有学者曾提出过一些异议,提出应以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发刊的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或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出版的葡萄牙文《蜜蜂华报》为历史起点,但都只是一家之言而已。然而,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至1839年禁烟运动发生前,外国传教士虽然视近代报刊为其传教的重要工具,但因当时的满清封建王朝在思想文化上实行言禁政策而始终难成气候,发展的步子极为缓慢,二十多年间仅出版过6份中文报刊。其中,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仅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两份,前者出版5年但时断时续,后者创刊半年即因禁烟运动兴起而告终。这些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在性质上都是宗教性的报刊,旨在向中国人传福音,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教工作,虽然有不少介绍西方文化与知识性的内容,但就报刊应以传递信息为首要功能而言,似不能予这些宗教性报刊以过高的历史评价。至于这一时期外国商人或传教士在澳门、广州两地出版的10多份葡文或英文报刊,基本上是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交流意见的媒介,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报业的发展影响甚微,因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1839年后,禁烟运动、鸦片战争接踵而至,近代报业的发展因时势险恶而一度中辍,仅在澳门存有几份外文报刊以作为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的工具。1841年1月香港为英国侵略者强占后,香港报业开始兴起,其规模和影响立时超过澳门,但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极其微弱的。1845年,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重回广州出版,但并未能带动广州报业的勃兴,其自身也在广州孤军奋战7年后悄然停刊。
 
    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在华外报才开始出现成规模、不间断地向内地扩展的势头,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步子日趋加快。在华外报大发展的主要标志,一是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特别是商业性中文日报的迅速发展。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外国传教士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因为我国各地出现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绝大多数为外国传教士所首创。例如,在香港,《遐迩贯珍》创刊于1853年,成为我国在鸦片战争后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在上海,《六合丛谈》创刊于1857年;在宁波,《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在福建,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报刊《教会使者》创刊于1860年在福州创刊;在汉口,《谈道新编》创刊于1872年;在北京,《中西闻见录》创刊于1872年;在台湾,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教会新闻》创刊于1885年;在厦门,中文《厦门新报》创刊于1886年;……而且,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创办或主办的中文报刊,包括《遐迩贯珍》在内,虽然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宗教性报刊的范畴,但在宣传内容上大多转而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著名的上海《万国公报》。
 
     但是,发展势头最迅猛、并最终成为报业发展主流和报业市场主体的,则是外国商人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日报。1857年11月3日,我国第一份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在香港创刊,初为英文孖剌报馆出版的中文版,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1873年后改版为日报并脱离英文孖剌报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一批独立创办与出版的商业性中文报纸在上海、广州、香港、天津等地先后问世,其中办得最成功并成为当时商业性中文日报典范的是上海的《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申报》成功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阅读的报纸必须由中国人来办。《申报》的创办人美查(Ernest Major)虽然是个英国商人,但他明白这一道理,因而把编撰工作全部交给了秀才等中国文人。这些中国文人将我国固有文化和表达形式与西方新闻纸的形式和格调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近代中文报纸风格。此外,商业性中文报纸之所以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主流,还在于它们注重经营与管理,使广告数量与日俱增。
 
     这一时期在华外报大发展的另一主要标志,则是在华外报网的建成及其对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不断蚕食并最终形成了全面垄断的局面。六七十年代后,随着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其他人士的深入各地,在华外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不断扩展,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之前,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广州、汉口、天津、香港、澳门等南北重要城市为基地,散布于8个省的14个城市的外报网络基本建成。上海报业的发展,始于1850年8月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创刊。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中国的报业中心,首先是由于外国人在上海的苦心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将上海作为其侵华重心,使上海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的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为上海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攻占了上海周边地区,导致大批有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中国人为避战祸而进入上海租界地区,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上海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还使上海中文报刊有了较大的读者群。正因为上海有读者群,因而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1872年4月创刊的中文《申报》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性中文日报发展得最成熟的典型,成为所有中文报纸之楷模。
 
     最后还必须提出来讨论的是七十年代后悄然出现的国人自办报刊。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出现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清政府实行“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陈炽,1987:22)的新闻政策,使国人自办报刊在政府高压下缺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改变报业发展历史进程的力量。最早出现的《羊城采新实录》和《昭文新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上海出版的《汇报》(1874年创刊)和《新报》(1876年创刊)、在广州出版的《述报》(1884年创刊)和《广报》(1886年创刊)等国人自办报刊,也都旋起旋辄,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且,其数量也少得可怜,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前的20多年时间内仅出现过20种左右。(宁树藩,1996:p113)唯一的例外是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诚然,这份报纸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主持下,开创了以“立言”为宗旨、以政论为灵魂的民族报业的特色,虽在香港地区能与外报相颉颃,但不可能改变当时外报逐渐垄断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局面。
 
     (二)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报业发展的走向。这一历史事件,就是1895年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自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至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崛起,结束了外报长期垄断中国报业市场、主宰中国新闻舆论阵地的局面;在以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办报刊始终保持日趋兴旺发达的势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出现了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新兴新闻事业兴起等报业发展的新现象。
 
     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崛起,始于1895年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后,打头炮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政治性报刊。1895年8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在北京问世;1896年,《强学报》、《时务报》先后在上海创刊;1897年后,《国闻报》及《国闻汇编》、《知新报》、《湘学报》及《湘报》等维新派报刊分别在天津、澳门、长沙等地出版。著名维新派报人梁启超还在主编《时务报》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报章文体”。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全面展开,国人办报活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以维新派出版的以政论为灵魂的政治性报刊为数最多,商业性报刊、文教性报刊、消闲性报刊乃至国人自办的宗教性报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消闲性报刊系国人自创品种,不少报刊旨在借游戏以隐寓劝惩。至1898年9月,国人在14个省的20多个城市共出版了90来种报刊,约占当时新出版的中文报刊的80%。值得注意的是,办报点也大为拓展,新的办报点有长沙、杭州、西安、成都、重庆等14个城市,其中长沙还被建设成为与京津沪三地齐名的维新派办报的“四大基地”之一。还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闻立法活动,在1898年8月间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与支持而被付诸实践,但不久即以失败而告终。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戛然中断。
 
     但是,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仅沉寂了两年略多一点的时间,就开始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进入了一个较前规模更大的发展态势,史称“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1901年1月,清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宣布推行“新政”,“报禁”逐步解除。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新闻立法第二次起步,推出了《大清报律》等一批有关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国民获得了言论、出版自由的合法权利。因此,自1901年至1911年,特别是在1906年新闻法制建设起步后,官绅士民积极创办各类报刊,新办报刊数量与年俱增。据不完整的统计,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办报点也已遍布全国,计有上海、北京、天津乃至伊犁、西藏等国内60多个城市或地区。(史和,姚福申,1991) 
    在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民办报刊仍然是民族报业的主体,旨在变法图强、注重政论文章的政治性报刊仍然是民族报业发展的主流。资产阶级改良派(此时称保皇派)继续以办报作为他们的主要活动手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认识到办报的重要性,其标志是1900年在香港创刊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清廷宣布推行新政后,不少革命志士潜回国内出版以“合法”面目出现的革命报刊。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资产阶级立宪派及其主办的报刊(史称资产阶级立宪派报刊)应运而生。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次高潮中,无论是保皇派或后来出现的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主办的报纸,大多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按照商业性报纸的手段办报,有利于这些报刊的生存与发展,其中成功的典型有上海《时报》等。与此同时,国人自办的商业性报刊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以上海为例,这一时期国人新创办的商业性报刊有10多种。(宁树藩,1997:p114)原外人主办的《申报》和《新闻报》的产权也开始转入国人之手或其部分股权为国人所拥有。文教性报刊,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类报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迅速发展。例如,上海先后出版的文化、教育、科技报刊有80多种,其中着重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有30多种;北京先后出版的各类文教性报刊50多种。(宁树藩,1997:p115)其中白话文报刊发展得尤为迅猛。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发展白话文报刊是启发民智的一个有效手段,因而在政策上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08年颁行的《大清报律》明文规定,“白话等报,确系开通民智”者可免交办报保押费。(刘哲民,1992:p31)为了便于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立时接过了这一武器,创办白话文报刊并使之成为鼓动下层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文艺消闲性报刊也有一定的市场,如上海因有一个消闲市民群而先后出版过文艺消闲性报刊达30多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商业性报刊、还是文艺消闲性报刊,还包括多数文教性报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某一政党或某种政治势力的组成部分,而是在社会上独立存在与发展的一个行业、一门职业,靠市场生存与发展;其主办与编撰人员,不是某一政党或某种政治势力分管宣传工作的领袖人物或政治活动家,而是专职的新闻从业人员,从而出现了报刊工作职业化的取向。此外,自1902年至1911年,清廷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出版了约110种官报,分布于除新疆外的全国各地,大多免费发放到各级官方机构或官办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十分微弱。外国人在华出版的各类报刊、特别是日本人出版的报刊,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永远失去了垄断中国报业市场、主宰中国新闻舆论的地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政府立即采用立法手段建立与美国等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三个月后,民国政权为中国封建反动势力总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对孙中山建立的自由新闻体制进行百般的扭曲,使报业发展态势日趋险恶,但始终未曾采用创办官报的手段,因而民办报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间新创办的报刊数为222种(方汉奇,2000),与1911年的209种大体相同。但是,民办报刊发展的特点则有很大的变化,政治性报刊由盛转衰,商业性报刊地位上升并成为报业发展的重心,文教性报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民国成立甫初,政党报刊为主体的各类政治性报刊一度出现大发展局面,其中以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发展得最为迅猛。借助报刊以获取议会席位、左右时政动向,是当时不少社会政治活动家的梦想。袁世凯篡夺了民国政权后,政党报刊以及其他各类政治性报刊不仅发展势头受挫,且不断遭到迫害与摧残。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及同情国民党的其他各类政治性报刊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闹剧开演后,任何政党的报刊都为袁世凯所不容,政治性报刊开始由盛转衰。政治性报刊的走向衰落,却成了商业性报刊地位上升和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商业性报刊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企业化经营工作上,实行报纸企业化的发展方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率先走上报纸企业化的道路,大力扩展广告业务、改进发行业务,并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更新技术设备。在新闻业务方面,不少商业性报纸为避祸而取消了社论和论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改进新闻报道工作上,使报纸上的消息比重不断增大,“本报专电”数成了各家报纸在竞争中胜出的主要依据,新闻摄影照片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各地的商业性报纸逐步发展成为当地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实力最强、影响最广的主干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武汉的《汉口中西报》,广州的《七十二行商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等等。文教性报刊的发展及其推进社会进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作用,是民初报业发展最重要的新现象。文教性报刊、特别是科学教育文化类报刊的出版,是当时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对民国初年黑暗的政治现实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这些爱国知识分子认定,改造国家首先要改造国民。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在其《发刊词》中说:“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科学,创刊号,1915)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宣称“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青年,第一卷第一号,1915) 《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这场新文化运动不仅使中国文化、而且还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我国新闻事业还出现了全面发展、结构多元的新态势。作为全面发展标志的是新闻通讯事业的走向成熟与广播事业的诞生。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始于1872年英国路透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1904年1月,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中兴通讯社在广州创建。民国成立后,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步子加快,自1913年至1918年的五、六年内新创办的通讯社约有20家左右,但规模较小。至1926年,全国通讯社已发展到155家,其中上海的国闻通讯社和申时电讯社已有“消息总汇”的基本规模。广播事业始于1923年1月美国商人奥斯邦(E.G. Osborn)在上海创建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此后外国人曾在上海等地办过几个广播电台。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26年10月1日在东北哈尔滨诞生,1927年3月开播的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是私营商业性电台发展之始。
 
    最值得注意的是,新兴新闻事业,即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也开始出现,在形式上主要是杂志,但也有少数报纸,如被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以及1922年创刊的《向导》周刊等。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还只是星星之火,但其生命力极为旺盛,并呈现出燎原之势。
                                   
    (三)
 
     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建立后,对新闻事业实行全面统制政策,大力发展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结束了中国报业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局面。对此,中国共产党实行针锋相对的对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因此,自1927年国民党统治建立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土崩瓦解,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一极是指中国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另一极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国民党新闻事业由强转弱,共产党新闻事业由弱转强,是这一历史阶段两极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轨迹。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都只能在两极新闻事业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并在国共较量的最后时刻向两极分化。
 
     1927年下半年,中国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以进入“训政”时期为名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基本政策。在新闻出版领域,国民党推出新闻事业审核批准和新闻出版事前检查等一系列新闻统制制度。新闻统制制度的核心,是强化国民党自身的新闻事业,“尽力增厚党的新闻业(党报及党的通讯社)之权威,充分培养其本能,使之自动发挥伟大的力量,取得新闻纸新文艺运动之最高领导权”,“彻底完成新闻一元主义之任务”,(新闻宣传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实现党化全国新闻界的最终目的。为此,中国国民党上台后立即大力建设党营新闻事业,在国统区迅速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遍及全国的党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党报网、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事业网和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事业网。1932年后,国民党中央以及各级党部还进一步调整新闻政策,通过业务专业化、机构社会化、经营企业化等表面上减淡国民党色彩的手段,以期增强其新闻事业的欺骗性和在社会上的宣传效力。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得不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其新闻统制制度较战前有所削弱,东半部江山的沦陷更使国民党苦心经营的一个密布东部地区的党营新闻事业网被摧毁得仅剩西部一角。战后,中国国民党通过全面接管敌伪新闻事业之手段,使其新闻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不仅遍布全国,还在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地区成为当地新闻事业的龙头。但随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失败,这一景象只维系了三、四年时间就烟消云散。
   这一时期,对于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则以新闻统制为由,首先取缔一切对国民党统治持反对或不满立场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国民党统治建立之初即遭到毁灭性摧残。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策是针锋相对、坚决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事业就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出现,《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等一大批中共地下报刊的先后出版。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后,还在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内创办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红星报》、《青年实话》等一大批报刊,建立起一个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为中心,以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机关报为主体,包括青年团、红军等各类群众性报刊的中共党报系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报刊、通讯社,将新闻事业深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不仅开辟了一条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新道路,而且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也是破天荒之举,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出现的所有政党或政治力量都未曾到农村去办过报或从事其他形式的新闻传播活动。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走上了成熟发展之路。1938年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其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认识到必须建立党的政治机关报以作为思想核心,重新提出并强调要加强党的机关报的建设。中共中央首先将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在延安迅速重建起一个以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为中心,以各类、各级党的机关报刊为构成主体,包括政府、军队等专业部门、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出版的各类报刊的中共党报系统。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族根据地,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实际工作的需要,确保党报建设,同时创建其他各类报刊。从此,中共党报系统的组织构成模式最终确立。1939年间,红色中华通讯社改组为新华通讯社,并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党的“消息总汇”的要求,脱离《新中华报》社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至抗战胜利前夕基本建成一个以延安新华总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网络,使新华通讯社成为国内唯一有力量与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相对峙的通讯机构。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但因物质条件的限制,人民广播事业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进入大发展时期。1941年5月创刊的延安《解放日报》,在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中大胆改革,不仅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还确立了“全党办报”等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基本模式与基本理论由此确立。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同国民党新闻事业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由农村走向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全面胜利。
 
    对于其他民营新闻事业,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积极影响”的政策,即将政治统制渗透于一切新闻业务活动之中,渗透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管理、新闻事业的行政管理以及新闻报道内容的事先审查等各个方面,以“限制非党系的新闻业侵略式的发展,干涉非党系新闻企业托辣司或迭而加形式”(新闻宣传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统治建立之初,一报多馆、报业联合和兼并等报业托拉斯现象已开始出现,有的民营大报采用国外报业托拉斯或辛迪加的做法,或是兼并其他报纸的产权,或是在其他城市创建子报,或是几家报纸联营,如史量才主办的《申报》兼并《新闻报》、张竹平建立《时事新报》等四社的联合办事处、成舍我在北平创建“世界”报系等,但最后都因国民党当局的干涉与摧残而以失败告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救亡运动掀起后,国统区新闻界乘势展开反新闻统制的斗争,民营新闻事业赢得了一些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出现了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等在社会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民营进步报刊,但终究改变不了在夹缝中求生、戴着镣铐跳舞的可悲状态,包括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在内的进步报刊无不最后因遭迫害而停刊。抗战爆发后,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因自身实力为战争所削弱而更为艰难。在《新华日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政治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报人及其主办的新闻事业开始在政治上倾向中国共产党,其中不少报人还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个别报人最后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邹韬奋、范长江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重新推行党化全国新闻事业的政策,虽然使不少民营新闻事业被迫就范,但把更多的民营新闻事业推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新闻事业行列,连一直与蒋介石统治集团灵犀相通的《大公报》也在国民党统治行将覆灭之际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获得了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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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作者简介:黄瑚(1955-)男,原籍江苏海门,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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