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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研究的不朽盛事
发布时间:2010-4-10 0:20:40

                              尹韵公

     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有两本山峰之作,一本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另一 本则是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前者由戈公振先生在1926年6月完稿,1927年1 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由方汉奇先生主持,规划于1987年,1992年、1996年、19 99年分别出版第一、第二、第三卷。前者虽不是第一本新闻史著作,却是新闻史研究的第一 次重大意义的突破,标志着中国新闻史走上整体的、系统的研究轨道;后者是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成果的集大成者。它对中国新 闻事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述,从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视到电子报刊;从新闻摄 影、新闻图片、新闻记录电影、新闻事业经营管理、新闻法、新闻社团、新闻界人物到新闻 教育;从编辑、采访、出版、印刷、发行等一般新闻业务活动到新闻教育、新闻传播学研究 ,篇幅之宏大,材料之厚实,内容之丰富,方面之细致,建构之完整,在同类著作中达到顶 级水平,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新重大突破。

  正如河有源头,细流不涓,方能成浩荡之势,中国新闻史研究这条大河,二十世纪初由 《中国报学史》开创主源头,几多波折,几经风雨,艰难地跨越二十年的战乱动荡期,不屈 地在六、七十年代“左”倾环境中伸直胳膊,在改革开放后呈现蓬勃发展的喜人状况,使得 新闻史研究具有七十年的丰富积累和深厚基础,终在世纪之尾,兼收并蓄,汇入《中国新闻 事业通史》这条最大的支流,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站在新世纪的入口, 回顾上世纪新闻史研究的成败得失,更能体会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历史价值,它是二 十世纪新闻史研究的学人对前人的总结和对后人的交代,我们认为它咱以下多个方面超过了 前人的同类著作:

  首先,它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里程碑式的煌煌巨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分三卷共25章 约260万字,除了字数篇幅上无人望其项背外,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新闻传播的方方面面, 在地域上不仅着眼于内地,而且兼顾台港澳等地区;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两汉时期的古代新 闻传播活动一直延伸到当代的新闻事业,上起于公无前二三世纪,下止于1990年,跨度达22 00年,其中1949年到1990年的当代部分,是以往多数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所 没有涉及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这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在结构安排上,古代部分历 时2000年,仅用了12万字,占总篇幅的十五分之一,近代部分历时100年,用了48万字 ,占 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弱,现当代部分历时70年,用了100万字,占总篇幅的二分之一强,基本 体现了厚今薄古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其次,几乎所有现在的对新闻史研究有所建树的专家者都参与了此书的撰写。一部体例 详备、卷帙浩繁的通史工程,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新闻 事业通史》参与撰稿的连同主编副主编在内,共有24个单位的47位作者,有的是长期从事新 闻史研究、著述丰富的专家学者同,有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培养出来的具有硕士博士学 位的中青年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有的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实践,新近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 下来的从事研究课题的老新闻工作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专长,分工时每个人所写的都是他 们自已最熟悉最有研究的领域,这样可以博采众长,各出机杼,集腋成裘,有事半功倍之效 ,各个篇章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组合成一部质量上乘的书稿。

  再次,《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吸收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在编写过程中, 十分注意借鉴和利用前人在中国史、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峡两岸和海 内外中国新闻史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既有所师承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利用前人的成果时 ,不忘尊重他们的劳动,全书所有的引文论据都尽可能地注明出处,注释力求翔实准确,引 文力求意义完整,避免断章取义,一些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材料,适当置于注释之中,供读者 参考。同时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负责撰写自己处于研究优势的那一个领域,就使他们在自己熟 悉的园地里驰骋,在规定的字数里,进行深入的开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使 全书能够充分反映出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

  最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纠正了过去各类新闻史著作中不准确乃至错误的提法和记 录。承认新闻史是一门科学,就必须对新闻史研究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第一手材料要进行 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分析,从而得到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 实事求是的学风,表现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在于它对新闻史上的各个具体的报刊、 人物、事件,力求作出正确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 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 ,以便读者择善而从。新闻史研究中,对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基础工作,从新闻史这门学科 诞

  生起,就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中国报学史》虽然意义重大,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不 少史料有差错就是其中的疏忽之一,方汉奇先生在他那本被公认为“中国50年来第一部有影 响的新闻史专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后记中,提议要补充解放前出版的戈公振的《中 国报学史》的不足。后来,方先生等人专门撰写、订正戈著多至二百余处。然而学术研究的 水平不断提高,方先生认为他10多年前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有不少结论与时代有 所脱节,借着这次写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机会,方先生对过去的东西几乎是推倒再建 ,重写了一部近代报刊史,许多结论既恰如其分又焕然一新,而在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具有同样学术参考价值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方汉奇先生领导编写者,通过细致认 真的梳理和考订,纠正了此前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的错误超过了2000处。敢于推翻自我,鼓 励学术争呜,是方汉奇先生尊重事实的一贯表现,比如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 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中,方先生如实地提到自己“在以往写的《谈邸报》文中 ,曾经把唐朝的‘邸报’笼统地称为封建王朝的宫廷官报,现在看来,是不够准确的。”方 先生提出的观点“《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报纸”现在也有人反对。但方先生在另 一篇文章中很明确地说出了他的看法,他鼓励新闻史的编写工作者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 之”。

  作为一部新闻通史著作,如何理解新闻史,用什么观念统帅整部书稿的写作,让全书有 一个清晰的脉络,是此书能否具有鲜明特色的前提。《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把新闻史的研究 和各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 影响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所以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又因为 新闻活动和各时期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新闻史又必然 离不开阶级斗争史和政党运动史。同时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新闻史和文化史的其他各个分 支联系密切,比如近代历史上几次大的启蒙运动,哲学和文学战线上几次大的论战,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多种文学艺术流派的形成及其代 表作品的问世,著名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以及得到社会的承认,某些科学文化知识 的普及和传播,无不和报刊有关,所以加强新闻史研究有利于促进文化史的各个部门研究工 作的进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完成,圆了文化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宿愿。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完成,有利于广大新闻工作者、新闻 理论工作者和关心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读者更好地了解有关新闻事业的历史知识,继承和发 扬历史上的新闻宣传活动的优良传统,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经验教训,改 进我们的工作,更好地促进当今新闻事业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我国出现一大批爱国进步 的新闻媒介,从刊期上看,有日报、隔日报、三日报、周报、旬报、半月刊、月刊、委刊、 年刊;从版式看,有全张、对开、四开、八开、十六开乃至六十四开;从内容上看,有综合 性报刊和侧重于科技、文学、体育、艺术、摄影、漫画等方面的专业性报刊;从读者对象看 ,有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也有以工、农、青、学生等一部分读者为对象的。这些门类繁多 、风格各异的报刊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报业经营,有 直接的借鉴意义。再比如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可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党 报的优秀传统:全党办报;联系群众;做好党的耳目喉舌;反映人民的声音;讲真话;艰苦 奋斗等等,为办好我们的党报出谋划策。中国报坛上,曾经涌现大批优秀新闻工作者,他们 不仅是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先行者,还是舆论战线上的英勇战士,像李大钊、梁启超、黄远 生、宋教仁、史量才、胡政之、瞿秋白、恽代英、范长江、邓拓,他们在各种环境下创办各 类报纸的经验,至今值得我们学习。

  金无足赤。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序言中讲到此书的不足之处:“有些观 点不一定妥当,详略的安排不一定适宜,评价不一定准确,分析不一定充分,以及由于作者 人数较多而产生的文风不够统一等等。”这里有方先生的自谦之词,但作为一部著作,随着 时间的推移,新的史料不断涌现,使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今天看来又有加以补充修订的 必要,像尹韵公博士发现明代邸报一事,因为晚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的出版时间 ,所以书中对此语焉不详。但瑕不掩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着眼于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 经验评述方面,反映了新闻史研究的最新趋势,它的完成实在是新闻史界的一大盛事。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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