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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发布时间:2012-3-5 22:51:27
 

东南亚华文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华文传媒与海外华人社会”研讨会(马尼拉·2011)主题发言

l  [新加坡]卓南生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有关东南亚华文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我想,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诸位都会知道《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因为它被公认为中国近代中文报刊的始祖。但是,不少朋友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属于东南亚报史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中国报业史范畴?有关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既是中国报业史的一部分,也是东南亚报史的组成部分。在我的著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中,其实已经对此有所解答。为什么说它是东南亚报史的一部分呢?因为包括《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内,这些近代中文报刊基本上都是在马六甲、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或者是新加坡创办或续办的。但是这些报纸为什么又说是中国报业史的一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不管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的刊印,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以中国人为其受众,办报者希望能通过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将这些报纸在中国人之间流传,更希望他们能将之带回中国,扩大影响。

“铁四角”的“宗教中文月刊”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马六甲等地办报呢?这是因为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当时西方传教士要在广州长住都不容易,更遑论办中文报。而马六甲等地方距离中国比较近,聚居着不少中国人,又都是在信奉新教的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有利他们的办报。[1]这段报刊史是比较特殊的报刊史,我在我的书中将此时期的中文报刊定位为“宗教月刊时代”。这些报刊的一个特色是,办报者为清一色的基督教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实际上是跟他们的国家和商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报纸只是他们宣传西教、西国、西人、西学的手段。这些华文传媒,与“政”“教”“商”紧密挂钩为“铁四角”关系,自始至终为西人、西国、西教的至高利益服务。[2]有些年轻的朋友倾向于从“跨文化”的角度、正面肯定这些报刊的作用,而忽视乃至否定这些宗教月刊“文化侵略”的性质,我不能够赞同这种观点。最明显的例子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两名编者郭士立和马儒翰,前者是《南京条约》的中文翻译者,后者是这份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实际起草者。对于这些身兼外交官、传教士身份,出入于东印度公司,直接、间接参与刺探中国各方面情报、中英谈判,乃至行贿等活动的“报人”在同时期或前后时期所办的报刊,怎能轻易以“跨文化”一语来涵盖或者将之捧为“文化交流”的先知先觉?我想,我们研究历史必须回归到历史的语境,也就是历史的大背景,掌握问题的大方向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小心求证,实事求是地寻求问题的真相与本质。

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

接下来,我想从这些特殊时期,以中国读者为对象,在东南亚刊印的“中文宗教月刊”的话题转入东南亚华侨或华人自办华文报的发展史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华社、华校与华媒三者是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可以这么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社、华校和华报。这是十分特殊的文化现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东南亚,华侨和华人有着很大的区别。特别是战后时期,不少原来的华侨已逐步改变为华人。所谓“侨”,就是指“侨居”(暂时居住)的意思,“华侨”是侨居外国的中国人,而“华人”则不一定是中国人。就东南亚的情况而言,“华人”基本上是指不拥有中国国籍、不以中国为效忠对象的各所在国国民。是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终将“落叶归根”,还是把所在国当做自己的家国,准备“生于斯、死于斯”地“落地生根”,这是我们区别“华侨”与“华人”的一个简单的标准。我们得在这二者当中选择其一,因为,我们东南亚各国都不奉行“双重国籍”政策。

从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战前东南亚的中文报可称为“侨报时代”。这个时代华文报的特征首先是密切关注中国国内的动静,因为中国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与此同时,打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侨报就以争取和维护当地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皆以充当华侨、华人的“喉舌”和反映他们的心声为标榜。这个时期,许多侨报也直接参加或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论争中,不管是康、梁的“保皇派”,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都曾在东南亚各地办过报纸,而且竞争非常激烈。到了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各地的侨报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的运动,是当时东南亚抗日战争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南侵的重要文化旗手。也正是在这场反对、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东南亚各国人民(包括华侨与华人)纷纷觉醒。不少华侨、华人在积极参与这场联手所在国各民族反抗日本南侵运动的同时,也和各民族同样产生了当家作主,共同争取独立,建立新家国的决心。

战后,在反帝、反殖民运动汹涌澎湃的背景下,东南亚各国先后宣告独立,不少侨居各地、原本抱有“落叶归根”意识的华侨也逐步转为决心“落地生根”的华人,效忠对象的认同发生了巨大转变。正如前面所述,这种变化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当家作主,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马来亚(今日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为例,通过抗日战争、反帝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和投身于建国的事业,人们认识到华人与当地的马来人、印度人已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同样的,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报也相继将其所在国作为效忠的对象,并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相应进行了行政机构的调整和改组以及资本的转移。以新加坡的情况为例。原本总部设于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由于新、马的分家,分别改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两家独立的报社。总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也是如此,改为新加坡《星洲日报》和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此后,新加坡的这两家华文大报又于1983年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为《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简称为《联合晚报》)。[3]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战后冷战时期的华人社会与华文报业,不论愿意与否,都与中国有着藕断丝连、难以分割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在美国所推动的“反共”“反华”二者一体的政治思维与策略之下,东南亚华人不论是“共”还是“非共”,其实都有被列为排除或排斥对象的危险性。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也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度过。1955年,在东南亚华人齐心协力的支持下,一间比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还早、更有潜力、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在新加坡诞生。但是,在上述的大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支撑的南洋大学(1955-1980)最终还是消亡了。同理,东南亚华文报业也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从兴盛逐渐走向式微。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苏哈多军政时期,不要说是办华文报或是办华校,就连学习华文都不被允许。因此,很多人偷偷地在日文学校里面教授和学习华文。针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校式微的走向,新加坡著名的东南亚史学家许云樵教授早在1964年为马来西亚槟城《光华日报》撰写《金禧盛典报坛沧桑》一文时,就曾经警告说,如果没有了懂得华文的新读者群,华文报是办不下去的。他写道:“最要紧的,我们得努力培养华文报纸的读者,为百年大计而奋斗,否则‘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希望大家警惕,一思,再思,三思!”[4]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确是令我们从事华文报业的工作者或关心华校与华报前途的同人当年不寒而栗的问题。

这样的形势之所以能够得到扭转,我们必须承认,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先后建交或恢复正常关系,以及此后冷战的结束,东南亚华文报,特别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外的许多华文报,也起死回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与世界接轨,华文的地位在国际上也得到相应的重视和提升,东南亚华文报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总算获得了保障。当然,除了中国的因素之外,新移民的到来也对此产生了刺激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东南亚华文报的命运,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也许将是另外一个面貌。

“远亲”情结与“恨铁不成钢”

最后,我想再谈一谈东南亚华文报与中国的关系。尽管我刚才提及东南亚华文报的发展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今日在东南亚各国“落地生根”的华人及其华文媒体的效忠对象已不是中国。尽管东南亚的主流华文报纸仍然十分关注或格外关注中国,但认真而言,这些报纸只是将中国当作“远亲”来看待。这些华文报也许会比其他不同源流的报纸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辉煌成就给予更多的掌声;与此同时,也许也会对中国每一个令人不甚满意的现象与动向给予更加严厉的批评,借用我朋友的一句话,其实是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当然,应该指出,东南亚华文报的生存空间及其国家意识认同感的强弱,也因地因时而有些微妙的差异。在华人人口众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报早已结束其“侨报时代”;但有些国家的华文报,其读者层仅停留于为数不多、通晓中文的年长者,而必须仰赖新移民或新华侨的购阅与支持。这些以新移民或新老华侨为基本受众的华文媒体,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有侨报的色彩,但并非东南亚华文报纸的主流。

简而言之,直到今天,中国的变化对于东南亚华人社会、华文报的生存与发展仍会有直接、间接的微妙互动与影响。中国的一举一动,仍然备受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与华报的密切关注。但这种关注,总体而言(以新老华侨为对象或主要对象的华文媒体例外),已和侨报时代以中国为效忠对象、“心系祖国”的心境与意识截然不同。这是我们东南亚华文报业史研究者首先必须区别与牢记的一点,也是我们解读东南亚华文报业史不可忽视的起点。

谨此恭贺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并与大家共勉之。谢谢!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日本龍谷大学名誉教授。本文为作者20111120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马尼拉举办的“华文传媒与海外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摘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杰琼记录与整理。本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期,第115-117页。)

注释:

[1] 详情参看[]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7页。

[2] 同上,第59-61页。

[3] 有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兴衰史,见[]卓南生:《星马华文报业的发展与特征》,《星洲日报55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1984年,第125-129页。

[4] 同上,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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