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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北大新闻学茶座(20)详录
发布时间:2012-6-2 23:25:45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机关刊物《新闻春秋》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刊号为CN101063G2),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主办此次“北大新闻学茶座”第20次学术活动,特邀方汉奇教授和大家谈一谈“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今天的茶座由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主持。接下来请程教授致辞并主持。

程曼丽(以下简称“程”):谢谢卓老师。欢迎各位老师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到北大,未名湖畔的景色一天一个样儿,会后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去那里走一走。此次活动由两个单位联合主办,分别是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卓老师是华媒研究中心学术主任,也是史学会名誉顾问。因此,有两部分朋友出席此次会议,一部分是出席北大新闻学茶座的常客,另一部分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特邀理事。今天还特别请到史学会的创会会长,也是现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再次对各位的参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史学会最近迎来一个好消息,即会刊《新闻春秋》由内部刊物转为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史学会先前与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签署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出版《新闻春秋》纸刊和电子刊,通过呈现高质量的学术内容来向出版署申报正式刊号。《新闻春秋》主编王润泽老师负责与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调,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向王老师表示感谢。《新闻春秋》已经获得正式刊号,下一步如何办好、办大、办强这一刊物,是史学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同时,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卓老师的指导下,一直致力于新闻史论研究、师资培训和学术活动的开展,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今天会议的议程是,首先请方汉奇教授和大家谈谈“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接着请王润泽老师介绍刊物的现况、办刊设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然后请大家围绕茶座主题自由谈,最后请卓老师做总结发言,介绍华媒研究中心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研究和学术活动开展的情况、经验和心得。下面,欢迎方汉奇先生讲话。(全文另录)

程:谢谢方汉奇先生。方先生和我们分享了他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60年的学术经历,这也是对中国大陆新闻史学术领域60年发展史的梳理,涉及学术研究、师资培训、学生培养、课程设置各个方面,清晰且富于启发性。方先生还对新闻史研究今后的方向,尤其是《新闻春秋》如何办好、办大、办强,如何成为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刊物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下面请《新闻春秋》的主编王润泽老师介绍一下刊物的情况和办刊设想。

明确办刊目标 谋划发展之路

王润泽:各位同仁、老师、同学,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新闻春秋》的基本情况。前年在程曼丽会长的领导之下,史学会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不仅是要把《新闻春秋》这本学术杂志做好,而且还要在学术杂志电子化、数字化的道路上开拓一条新路,探索整个中国的学术期刊数字化的路径,合作的成果之一便是《新闻春秋》获得的正式刊号。申请刊号十分不易,竞争者众多,能获得这个刊号,我相信是审批者看到了我们新闻史学会的学术力量和新闻史研究的价值,希望今后在史学会和书报资料中心的共同努力下,《新闻春秋》这个平台越做越好。

《新闻春秋》纸刊从2011年开始正式出版,已经出了两期,反响不错,电子刊的反响更大。电子刊是一个集视频、音频、图片和PPT为一体的、形式立体且内容丰富的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因为音视频可以在课堂上直接演示给学生,一些教学工作者的反馈显示电子刊形式新颖,影响较大。如第一期的《新闻春秋》请方汉奇先生谈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一些高校便在研究生和博士生课堂上放映;还有新闻博物馆栏目特邀李润波老师提供的明清邸报原件,这些独一无二的一手资料,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以上是我们合作初始的情况。

有了正式刊号后,向大家汇报一下以后的办刊设想。

《新闻春秋》现为季刊,一年出四期,每期96页,以后还有扩充的空间。主要收刊内容以新闻史为主,以史学方法和史学视野为特点的新闻学研究成果也会展示在这一平台上。学会办刊的目标非常明确——把《新闻春秋》办成一个学术刊物,弘扬学术精神,不仅是新闻史研究成果展示的平台,也是推动新闻史研究与教学的平台。

目前,本刊有两步要走,第一步是生存,第二步是发展。解决生存问题是把纸刊办好。纸刊是电子刊的学术支持,我们的前进方向是把它办成核心刊物,进入CSSCI核心期刊目录。过去在程老师的带领下,人民大学的《国际新闻界》顺利进入核心期刊行列,我相信在史学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新闻春秋》一定会尽早成为核心期刊。第二步是发展数字刊,主要依靠争取项目,不仅史学会牵头,书报资料中心也在努力。数字刊需要极大的前期投入,已出版的两期数字刊平均需要20万的制作费用。目前纸刊与电子刊齐头并进,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资金需求,二是团队需求。书报资料中心经过核算,要负担一份纸刊,一年需要投入30万,《新闻春秋》已经获得正式刊号并公开发行,与书报资料中心的合作模式要求史学会至少自负印刷和发行成本。另外,刊物的正式发行需要一个策划团队、审稿团队,编辑团队和发行、经营与推广的团队,要求充沛的人力配备和详细的流程设置。

关于刊物的内容设定,经过前期的商讨,大家对刊物的宗旨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即要打造新闻史的平台。方先生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希望我们能够继承《新闻研究资料》的风格,这需要很大的编辑力量,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困难。现在刊物以来稿加工为主,即在投稿的基础上个别约稿,还没有严格的策划以推进新闻史的研究,尤其是在推进研究主题、路径和方法层面。另外,在栏目设定方面,目前本刊的特色是有三个固定栏目,一个主打栏目是本期话题;二是新闻博物馆,第一期介绍李润波老师世纪阅报报馆里的明清邸报,反响极好;第三个是口述新闻史。内容是会刊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欢迎大家提供好的建议。

经营方面有三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一个是纸刊的定价,因电子刊(光盘)随刊赠送,书报资料中心建议定价稍微高点;二是广告刊登。毕竟广告能比发行更快地收回办刊成本,但如何征集广告、如何分配收益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三是刊物推广。包括如何在史学会的基础上扩大订单,如何利用微博、博客等进行推广等都。电子刊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刊物推广工具,我在课堂上讲报人彭翼仲时,播放了一段彭望苏回忆彭翼仲的音频文件和相关图片,学生们都非常感兴趣。

最后是投稿系统的开发。我们最初的设想包括两步,第一步依靠审稿专家,流程包括审稿、修改、采用和退稿,对稿件的质量负责,由编委会成员操作。稿件的学术质量过关后,进入第二步,即稿件的编辑过程,包括稿件的文字、格式等问题的审核,由责任编辑来负责。审稿合格之后方可进入备选文件夹。投稿系统的开发也希望有能力的理事单位能多予以支持。

以上是我们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可能还有没能考虑到的,欢迎各位专家补充,希望大家集思广益,为《新闻春秋》的内容设定和以后的发展出谋划策。

程:谢谢润泽主编。她在推进《新闻春秋》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战略合作上以及后来的编刊过程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辞辛苦。润泽主编向大家介绍了刊物的进展和未来办刊的设想,同时也坦言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借船出海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借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这艘大船已经拿到正式刊号,下一步办刊同样要依靠大家的帮助。《新闻春秋》是史学会的会刊,但它不仅仅属于史学会,我们要把它办成开放的学术平台,开放后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能创造学界的品牌。所以,希望大家献言献策,为《新闻春秋》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

(中间省略)

程:最后,我们想请卓老师做总结发言。

树立良好学风 坚守学术精神

卓:方老师、各位老师,我想结合多年来与中国新闻史学界和新闻史学研究者的接触与交往,谈一些个人看法,也想借此机会向诸位汇报我辞去日本的大学教职到北大两年来的工作情况。

听了方老师的讲话,我感触良深。由于新加坡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较晚,我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可以来到中国大陆,抵达北京的第一天我就到人民大学拜访了方汉奇先生。我了解中国大陆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在日本,特别是在我的学生时代,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从老师到学生都是我一个人,非常孤独,在台湾也仅有朱传誉先生、曾虚白先生、李瞻先生和赖光临先生那么几位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至于香港,也只有林友先生热衷于新闻史。因此,1992年我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时,看到中国大陆有那么大的新闻史研究队伍,非常兴奋。正如方先生所说,前30年非常艰苦,但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尤其是方老师的带领下,中国新闻史研究队伍不仅在亚洲,在世界上都是令人羡慕和尊敬的。

我于2010年辞去日本龙谷大学的工作来到北大,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为依托,着重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组织“北大新闻学茶座”。今天是第20次茶座活动。新闻学茶座并不囿于狭义的新闻学理论,嘉宾请过军事问题专家、经济学者和资深的新闻评论员等业界人士。其二是开办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至今已经办了三届,今年8月还将继续举办第四届。特训班的导师队伍既有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有来自台湾、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的学者和专家,如汪琪教授、彭家发教授、陈世敏教授和李少南教授等都曾为我们的特训班授课,导师与学员在课堂上坦诚的交流和观点的碰撞,显然有助良好学风的形成。特训班的毕业学员还主动成立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同窗会”,这个同窗会已经形成一个梯队,彼此保持联系,相互呼应,成为新闻史论研究的新生力量。此外,我们还组织了小规模的读书会。研究新闻史论不能只是狭隘地守在新闻学领域,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特别是新闻史研究者必须充分了解中国近现代,所以,我们定期举行小规模的读书会,进行深入的讨论。如探讨老报人曹聚仁在《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对近代史的描述,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提出的“复线历史”概念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将学习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史,以便了解和比较东亚国家面对的近代化课题和“近代化路线”的实质。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一部分新闻史学研究者也许由于对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新闻史的叙述感到不满足而力图创新和突破。这原本并非坏事,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而轻易得出中国近代史及中国新闻史应该大改写的结论,却大有可以争论的余地。

此外,我们还决定加强相关的研究与出版工作,这方面与史学会今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今年夏天我们准备出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青年论衡》,内容以同窗会成员的论文为主,并向45岁以下的新闻史论研究者开放,同时我们还将出版优秀的青年研究者的个人专著,新闻史论丛书也在接洽当中,可能重版一些新闻学领域的名著,或是对名著进行的新析。如果条件许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媒研究中心还准备聘请助理研究员,加强出版和研究活动。

到中国之后,在新闻史研究方面,我感受到研究的队伍加强了,人数增多了,这是令人鼓舞的一面,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一是不少研究者似乎还欠缺明确的问题意识;其二是受到某些为框架而框架的框架论的影响,即生搬硬套西方的学说和方法论。我碰到许多研究生、博士生和年轻的学者在还没有做好研究之前,就琢磨该从何角度切入论文的撰写,这是不实际的,在没有看原件和大量阅读之前根本没有资格谈如何切入的问题。研究新闻史,一定要重视原始资料,没有原始资料的题目基本上是不受到鼓励的,对二手资料或三手资料的研究往往是整合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来,我发现问题不仅仅是史料,史观问题实际上比史料问题还要严重。 有些报纸已有了缩印版或翻印版,比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但相关研究仍然引起极大的争议。原因是,不少研究者以为有了资料,单纯从版面和报道数量就可以想当然地解析,而没有认真了解历史大背景,我认为这不是很好的研究风气。一些核心刊物上有时也能够发现不少整合型,乃至近似抄袭型的文章,这种风气非常严重,很值得重视。我个人认为,一篇好的论文首先必须准确,前后要有连贯性,再来是要清楚表达。

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我认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和新闻史学会有许多会员是重叠的,兴趣是相似的,彼此存有极大的合作空间。《新闻春秋》难得拿到正式刊号,这个刊物应该好好珍惜,应该成为一面学术的大旗。不能因为别人怎样办刊我们就要沿袭陋习照搬,如因财力、人力不足,宁可不办、少办,甚至可以考虑先从年刊或半年刊办起。我们应该将《新闻春秋》办得有声有色,才不辜负方老师等老一辈新闻史学者几十年来的努力。

:谢谢卓老师。卓老师对目前新闻史研究的现状做了深入剖析,指出问题所在,深具启发性;对如何将《新闻春秋》办好,办成学术界的旗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我想以方汉奇先生为北大新闻学茶座的题词作为今天茶座的结语:“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现在,无论是新闻史研究,还是办刊都存在很多困难,但我们可以向方先生承诺,我们将努力地“致千里”,努力地“成江河”!(记录与整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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