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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北大新闻学茶座”(20)发言
发布时间:2012-6-2 23:29:34

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在“北大新闻学茶座”(20)发言

方汉奇

编者按:如何研究新闻史?这是长期以来新闻史论研究者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北大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致力探讨的一个问题。时逢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刊《新闻春秋》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刊号为CN101063G2),2012331日北大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主办“北大新闻学茶座”第20次学术活动,特邀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就如何研究新闻史?和怎样办好《新闻春秋》?等问题作个发言。现据讲话内容摘录如下。

我这些年因为岁数大了,课不讲了,文章也写不了了,教学活动和学术会议也很少参加了。这次来,原想只是就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刊《新闻春秋》获得正式刊号的事,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交流一下,没想到被拉到“北大新闻学茶座”里来,要我作个发言。我没有什么准备,(程)曼丽教授和卓(南生)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是“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对此,我也没有想好,但既然是茶座,那就就建国以来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作个回顾,和大家随便聊聊吧。

我开始教新闻史是1951年,当时只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讲一点新闻史方面的专题,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任教后,才正式的系统的教新闻史的课。如果从1951年算起,到今天已经61个年头了,我现在不上课了,只还做些带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生的工作,可以说一辈子都在跟新闻史打交道。那就跟大家先聊一聊我所经历的这60年来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简单情况吧。

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与教学的第一个30

60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那30年,包括文革前的17年,文革中的10年和缓冲时期的两三年。

建国之初,高等学校的新闻系一直都设有新闻史课程,像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新闻史课程是安排两个学期,每学期两个学分,共4个学分。那时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这恰是建国前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缺口。例如,戈公振编写的《中国报学史》,从先秦两汉一直梳理到1927年,非常详尽,但唯独对共产党的报刊介绍得比较少,一共不过两三行约仅几百个字,其中提到了《向导》、《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但都只是一笔带过。当时白色恐怖刚刚开始,戈公振不便对共产党的报刊多做介绍,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去过欧洲各国,也到过苏联,思想其实还是很进步的,只是不便充份展开而已。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一样,建国前出版的所有的新闻史著作,都对共产党的报刊历史很少提及。成为那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缺失。因此,建国后在新闻院系开设新闻史课程的时侯,首先就需要恶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这一段历史。当时没有多少参考书,只有胡乔木的那本《共产党的30年》可以借鉴,于是就从这本党史中寻找线索、材料,从而勾画出了革命报刊史的一个简单的轮廓。比如,《湘江评论》的有关情况,就是找到北大图书馆的向达馆长,经他特批,看到了原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才勾画出来的。向达非常支持这项工作,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西域史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唐朝的那份“进奏院状”就是他最早(在中国学者中)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是他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者提供了这一线索,才促成了学者们对唐朝“进奏院状”在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的。很遗憾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很早就去世了。

总之,那个时代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刊史。当然,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包括古代报纸和近代报纸,这些内容也讲,但都一笔带过,重点研究和讲授的是近现当代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报纸。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编写了一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由丁树奇、李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完成。后来,丁树奇和李龙牧去了复旦大学教书,黄河和刘爱芝到了人民大学教书,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力量主要在这两所大学。后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出版了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报刊史讲义》,复旦大学新闻系也编写出版了一部名称相近的讲义,两部讲义,当时都只在两校内部发行,供新闻史课教学使用,这两部教材,都是仿照50年代初期翻译过来的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的那部苏共新闻史讲义的模式,编写出来的。苏联的那部讲义以联共党史为纲,基本反映的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观点,不论是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史,其内容和格局都与联共党史保持一致。新闻史和党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内容有很多重复,往往用写党史的方式写新闻史,例如,第一章写《真理报》为了什么而斗争,接下来一章便写《真理报》为另一个什么什么而斗争。因为一边倒,学苏联,当时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的那部革命报刊史也用的是这个模式。

1958年我离开北大,随着北大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 1972年又调回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8年再次回到人大新闻系。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可以说新闻史研究大体是这样一个状况:“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一抓紧,有关新闻史的文章便在业务刊物上销声匿迹;一旦那根弦松了一点了,强调休养生息和调整了,业务刊物上就又开始出现新闻史的文章了。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只要有新闻史的文章出现,那说明整个社会大环境相对宽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30年的社会环境,整体而言是以“阶级斗争”为基调的。新闻史的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中共新闻事业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报刊史。当“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更紧的时候,连这方面新闻史的研究也受到影响。挨批是经常的事。其中遭到重创的是1960年的那次极“左”的学术大批判,那一年,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当时的系党总支的领导下曾经发动过一次非常“左”的学术大批判活动。在那次大批判中,“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记者是社会的活动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进步报刊和革命报刊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报刊和革命报刊有历史上的传承关系”等观点都被否定了。毛泽东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的先行者,还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不正是看到了历史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吗,但这些正确的观点在1960年的那次学术批判运动中都受到了粗暴的批判。其实,列宁在谈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办报活动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然而,所有这些正确的观点,在那次学术批判活动中,通通被否定掉了,认为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史与历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办报活动没有任何继承关系,即使是抽象地继承或批判性地继承也不可以,历史被完全割断了。

17年过去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是几乎全面否定了。所有近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基本上都“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了”: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成了叛徒,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通通不能提,最后,只剩下一位“贤人”毛泽东,和一位“圣人”鲁迅了。“文革”中,我什么事也不能干,只能老老实实的受批判,当“牛鬼蛇神”,住牛棚。我最近把那段时期的残存的部分日记,录入电脑,发给几位年轻的老师看过。当时不少人贴我的大字报,其中一张批的是我写的一篇介绍《大江报》的文章。《大江报》在辛亥革命前有一篇著名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那张大字报就指着这篇短评说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鼓动在新中国制造大乱,是鼓吹反革命,而且是武装反革命。另外一张则直指我写的一篇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禁锢言论出版活动的文章,是在影射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还批过我写的一篇介绍邵飘萍的文章。邵飘萍在文革中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他1925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事,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公开的,当时并不为公众所知晓。毛主席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称他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那张大字报由此批判我写的那篇文章是在吹捧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新闻史的研究继继续续,不绝如缕。在高等新闻学校新闻系的教学计划中勉强的保留了一门新闻史的课程,但不受重视。而且不时的遭到各种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的时代,就干脆取消新闻史课程了,当时北大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的几门主课是中共党史、新闻写作和“语、逻、修”,(内容主要讲语法、逻辑和修辞)等,此外就是评法批儒等一类的课,新闻史完全不讲了。这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大体的情况。

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与教学的第二个30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大的改变,从1978年到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这30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个时期。

30年,我们关起国门搞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史的研究既没有很好的开展,也没有什么境内外和国际上的交流。相比之下,那一时间段的台湾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则处于繁荣时期。一批从大陆去台湾的新闻史学者,在那30年出版了许多有水平、有价值、有分量的新闻史著作。其中包括朱传誉关于宋代新闻史、先秦两汉和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李瞻、赖光临和徐咏平关的研究成果等,非常丰硕。但由于两岸处于隔离状态,基本无往来,这些著作在改革开放后才陆续引进到大陆。改革开放之初,要想了解台湾新闻史的研究情况,想得到相关资料是十分困难的。1978年,我曾想要一本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曾虚白是当时台湾新闻学界的一把手,这部新闻史由他牵头主编,是介绍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一部专著。于是托台湾的亲戚买一本寄来,结果这个亲戚是把这本书的封面拆掉后,寄到美国,再由美国的亲戚转寄到北京给我,并用另外一封信把封面单独寄来,到北京后,我才把封面和书合起来(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有中华民国和国立政治大学等字样)。我们对海峡对岸的新闻史研究情况,在1978年前毫无了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

8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大陆以外,包括海峡对岸的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很多的成果。卓(南生)先生那本著名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就是80年代完成的,这本书利用了日本、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大量资料,弥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空白,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但80年代后才被介绍到中国大陆,被中国的学者列为重要参考书。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者没有条件去大英博物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更没有条件去美国的哈佛燕京、哥伦比亚的东方图书馆、普林斯顿的东方图书馆和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只能关着门做自己的规定动作,新闻史的研究有成果,但也有很大的局限。

改革开放以后到今天这30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萌芽、发展、壮大和繁荣的时期。如果没有这后30年的积累和中国新闻史学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30年,新闻史研究之所以有较大较快的发展,得益于80年代开始的两件事情。一是新闻教育的大发展。文革前中国有近千种报刊,文革中几乎所有报刊都被砍掉,最低潮时就只剩下42种了。改革开放后,百废俱兴,新闻事业也走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急缺人才,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或退休或被打倒,亟需新生力量。文革前全国只有几个大学新闻系,包括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人大、复旦和暨大和广院的新闻系。这区区几个院校的新闻系满足不了新闻事业大发展的需要,1983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国家开始大规模大幅度地发展新闻学教育,陆陆续续创办了许多新闻院校。同年,还开始在一些老的新闻院系开办新闻学和新闻史的师资培训班,为大发展中的新闻教育特别是新闻史教育提供师资力量。78年以后和80年代初,一些老的新闻院校还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给新闻学的教学研究特别是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二是得益于所谓的“盛世修史”。78年以后和80年代初,各省市地区开始普遍的新修和重修地方志。一般的省市地方志中一般都设有新闻志,或称报业志、报刊志。一时间,全国20几个省市、自治区纷纷上马,每个省市都有一批退下来的老的新闻工作者走上为地方修史修志的岗位,一大批地方新闻志陆续编辑出版,形成了新闻史研究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中国新闻史学会于1989年在民政部登记成功,1992年正式开展活动,基本会员就主要来自这两支队伍,一部分是高校新闻院系和各级新闻研究机构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一部分是地方新闻史志的编撰者。目前,“史学会”会员中的后一部分成员,因为任务完成,逐渐退隐,而前一部份成员,经过不断的新陈代谢,仍然是史学会会员的重要来源,中国新闻史学会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的成立,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得到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把全国新闻史教学研究的力量凝聚和组织了起来。和别的学会相比,中国新闻史学会属于开放较早的一类。她从创会起,就面向全世界,就致力于中国新闻史研究在两岸三地和国际间的交流。像在座的卓(南生)先生,他从创会那天就参加“史学会”的活动,为“史学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新闻史学会1992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成立大会的时侯,就有日本的新闻史学者参加。“史学会”的会员,除两岸三地的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学者。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娜塔莎·费南山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曾关注过有关《申报》的研究。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团结了队伍,凝聚了力量,开拓了视野,促进了学术交流。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发展的见证者。她将永远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自已的园地,和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平台。

办好《新闻春秋》

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刊《新闻春秋》获得了正式的刊号,成为一份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这也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且值得关注和祝贺的大事。中国新闻业务和新闻学方面的刊物林林总总,不下数十家。举其大者,有社科院新闻所的《新闻传播与研究》、复旦的《新闻大学》、广院(中国传媒大学)的《现代传播》、人大的《国际新闻界》等,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以新闻史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春秋》,这将使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有了一个更好的发表的园地平台。上世纪80年代社科院新闻所曾经公开出版一个《新闻研究资料》,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闻史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后来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后,便不再以新闻史为重点。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开出版的这个《新闻春秋》,将以发表新闻史研究成果为主,她必将受到全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乃至于全世界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关注,成为极具特色的一个学术刊物。

今日会议的目的之一是祝贺会刊公开出版(非公开已经出版若干年了),另一目的是集思广益,探讨如何办好刊物。我想,这个刊物应该成为展示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成果的园地,应该成为沟通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各方面以及国内外信息的平台。它不仅仅是为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也会给中国近现当代史、文化史、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我希望,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个会刊,能以拥有正式刊号和公开发行为起点,办好、办大、办强。我对这个刊物的发展前景寄以厚望。希望她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永垂无疆之休!

以上是方汉奇在2012331日北大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第20次学术活动会上的一个讲话。据讲话录音整理。记录与整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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