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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庄亦谐方人生——陈昌凤1999年记导师方汉奇
发布时间:2015-12-24 14:43:55

导师方汉奇先生有不少的头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被学界尊称为泰斗、大师。他不仅有不苟言谈、平淡如水的一面,而且拥有幽默活泼、充满情趣的人生。

课堂上,他是一位幽默之师。他信手拈来的掌故,时时引发满堂笑声;他史海钩沉的能力,常常令学生拍案叫绝。在讲授《名记者研究》课时,他讲的所有人物都会栩栩如在眼前,他贯通古今的能力,更让那些历史人物从久远的年代向我们走近。邵飘萍采访“府院之争”,讲到调停人、副总统冯国璋时,他轻带一句:“这位冯国璋正是当今笑星冯巩他祖爷爷”,只听满教室齐声“哦———”。

在《中国新闻史》课讲到对梁启超的评价时,导师批评梁任公开政论冗长之坏风,说他有韩愈之起势、却没有韩愈“止于不可不止”之决心。“那时有位叫蒋百里的,写了一部5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洋洋亦达5万字。蒋百里很为难,只得劝梁启超另出一本书,这便是较有分量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的序便由蒋百里作了。”这时,教室里已经笑声不止。导师又顺带一提:“蒋百里后来因故自杀,未遂住院,竟因祸得福,与护理他的日本护士恋爱了,他们以后生有一女,此女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这曲里拐弯的历史,绕来绕去,又绕出一个“熟人”来,满教室又是瞪大了眼,一片恍然大悟的“哦———”。

不仅在课堂上,其实导师在生活中也是个很生动的人。他的门齿落掉后,他一脸豁然地称自己从此是位“无齿之徒”了。1996年我博士毕业时,他和师母设宴庆贺,应邀的6位在读的同学,个个身材挺拔,是名副其实的“高等人才”,特别有一米七几的二女、一米八几的两男,与倾向于广东身材的方导反差强烈。被围在其中的他高举香槟,感叹道:“我这是武大郎开店哪!”大家哄然大笑。

导师“调遣”他的藏书的样子十分生动,像战场上一位出色的将军调遣他的千军万马。导师的书房很出名,他的书三面环墙一直砌到了天花板上,地上、阳台上也堆得满满的。有一次,他为我取一本置于最顶层的书。但见他站在书房中间,双手高举望远镜,准确地向高高的书架了望了一下,然后搬来一架家用梯,蹬蹬蹬爬了上去,转眼便取下了书。我曾描述给一位记者听,她便用“颤颤巍巍”来形容方先生登梯的样子。按说,用这个词形容一位耄耋之年的人是挺贴切的。他已不是文革时那样少壮,那时他带了5大箱书下放干校,他能头顶着大书箱毫不费力地登梯爬上农民的阁楼。也许正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吧,他登梯的动作还是娴熟干练。

1995年,我为写学位论文去香港调研,行前道别时,导师打开书桌上那个上了锁的抽屉,拿出一个信封给我,信封里装着两张百元港币:“一出罗湖口岸,坐车就得用港币了,临时兑换不方便”,导师又朝房门外望了望,摇摇手,小声道:“别让你师母知道,这是我的私房钱,买书零花方便些。”今年春天,《北京青年报》要写一篇特稿,我不觉向记者道出了心底的这个秘密。事后,我有些不安,但同为师母这“半边天”,又颇同情师母。果然,导师很快发来一个E-mail:“这次小金库被曝了光,你师母立即发动‘四清’,该金库惨遭‘捣毁’,所有库存被‘勒令’上交家库,损失惨重……”

导师每每逗笑了别人,自己却一副平和的神态。只记得一次例外。导师喜欢照相,多是给别人照、给风物照。那天,他给我看一卷他的“新作”,最后一张是他看报的自拍照。当时,他的儿女送给他一架高级佳能牌相机,他正练习用三角架自拍呢。照片上导师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正专注地看着报纸。导师正要告诉我破绽,自己已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神情活像个孩子。原来,他自拍技术还不太熟悉,按下快门后手忙脚乱地赶到预定位置装出看报的样子,却没想到,报纸是倒着拿的,好像“惟恐人疑不识丁,时来送报壮门庭”的邸报订户那样。

导师是个感情深沉的人,不轻易流露感情,也不随便谈及自己的遭遇。他的家庭在国民党时期是很有权势的,大陆解放时,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大多去了台湾、美国,几十年里音讯不通。这些我都是零零碎碎听师母和别人说的。九十年代初,导师有机会第一次赴台,他的双亲已经仙逝。他从双亲的坟上抓回一把土,放在一个小磁碟里。起先,我出于好奇,请教了一下,他只是平静地讲了这把土的来历。后来我去导师家就不敢再问,眼见那碟土上渐渐生出小芽、长出一种普通的野菜、开出了淡蓝色的小花、最后结了籽并枯萎了。每次见了这碟土,我都有说不出的心情。我想,导师的心里一定不像脸上那样平静。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他应约写了一篇怀旧美文《十年风雨未名湖》,里面还用“思潮如涌,意惹情奔”来形容他的心情。他是个感情极丰富的人。

导师也有直白的时候,他的儿子留美后,与一位美丽可爱的姑娘结了婚。在一张导师与众弟妹及晚辈媳妇们的合影下,导师用小字写道:“比较起来,还是咱家的(儿媳)俊些。”

后来,我悄悄地将相册翻到这一页给同访的几位同学看,她们都用手捂起嘴直乐。

还有更逗乐的事。前年导师赴美探亲,患有糖尿病的他,竟爱上了那里的冰淇淋,急坏了孝顺细心的儿子。儿子劝阻无效,只得电至妈妈、请求北京“声援”。这方面,只有师母拥有权威。师母对导师关心备至,在饮食上有专业性限制。某次导师陪我们小饮洋酒,没等师母发话,他便主动示乖:你看,只小半杯。另一次的新年之宴上,导师十分欣赏师母订购的蛋糕,师母“亮黄牌”后,导师还是“擅自”伸出了叉子,他眼睛不看师母只盯着蛋糕,像是自语道:“再来一小块,关系不大。”那个劲儿,颇有几分调皮。

说起来,导师是位喜好游玩之人。他博闻强记,有个“活字典”的美誉。他渊博的知识,大部分得之于书山文海,还有部分则得之于广泛的游历。他几乎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对许多地方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能够如数家珍。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几个当代新闻史的问题,他说着说着,就论起了胡乔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1956年,胡乔木写过一阙词,是关于西湖的:“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秀污半面妆。谁供我尚方宝剑,扫此荒唐?”导师随口背诵后,又作了解释:“土偶”是指一些庙里的供像,包括一些烈士;“妖骸”则包括岳飞、秋瑾、章太炎等人的尸骸。导师还谈起那里的许多历史、风情……令我比身临其境时了解的要深厚得多。

导师到过不少国家,去时总带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回来时“兜里”装得更多。我读博期间,曾两次访欧,每次导师都教导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学习。”他自己身体力行了这句话。

1988年,他去日本访学,在紧张的日程中特别走访了藏有中文报刊的几家图书馆,并在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等地考察了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日从事办报活动的旧址。走访中他有不少新的发现,回国后发表了《东瀛访报记》。那些加了详细注解的照片,则用于为研究生开的《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史研究》等课的教学中。

他多次访美,几乎游遍美国各州。他专程寻访过著名的新闻学院、游历了普利策的发迹地。1992年去旧金山,他专程到中国城都坂街与唐人街交会处,考证了中国第一位名记者黄远生1915年12月25日在此被刺的情况,为新闻史研究填补了一个缺口。

他也数次访英。在伦敦,他欣喜地用5英镑从文物市场买到了一份1896年的《泰晤士报》。

1993年在香港之行中,他考察了兴中会的重要机关报《中国日报》的旧址,拍了大量的照片。相册的这部分名“香港纪行”,其中有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在香港从事秘密活动的一个基地———九龙屯门附近的红楼村,旁边还剪贴有数十年前的旧报和那时的画片“孙中山时代的香港”;有《中国日报》的3个社址———创刊时的香港士丹利街24号(现为陆羽茶馆)、第二社址荷里活道、第三社址德辅道。导师在每副照片下都作了详细注解。

老师的力量胜于榜样。导师的博学和积累资料的方法,给了我们许多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记得九十年代初,研究生们在北京实地考察旧报遗址颇成风气,大家兴趣盎然地骑车满北京寻访,发表了多篇研究《社会日报》、《京报》等报纸的论文。

导师爱好非常广泛。他喜欢打乒乓球,曾是新闻系代表队的“绝对主力”。他喜欢京剧,演过话剧,指挥过合唱,闲暇时还弹弹钢琴。他对古典音乐有很深的造诣,连他擅长文艺的女儿也大叹:“我老爸可真了不得!”他对流行文化也颇熟悉。姜育恒刚刚流行,他就给我听“忧郁王子”的《再回首》。他还曾借给我一本流行一时的美籍华人自传体小说,那时他已经看过了,他的评价是:作者把自己画成了一朵花。有了他这些年轻的兴趣,我们学生与他的思想感情便拉近了。

导师对新事物永远有兴趣,这大概正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学者的特质吧。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尝试用电脑,导师常常饶有兴趣地问这问那。一年后,他也开始学用。开始时,他让我把最简单的操作程序、命令写在一个本子上,他用“一指禅”照着练习五笔字形的输入。他每天只花不多的时间,学得不温不火,完全不像我等恨不得不吃不睡那样上瘾,却很快地熟练起来,不久他的输入速度就几乎赶上思维,令年轻人也难以置信。再以后,他竟然抱回几厚本专业书研读起来,我这个初级“老师”便跟不上他学习的速度。导师学习总是不耻下问,他记“命令”的本子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笔迹。不久,他便成为最早上网的老教授之一,还结交了一些“网友”。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的主编袁舟,得到一封署名“北京方汉奇”的“E-mail”,他还难以相信此方汉奇就是彼方汉奇,倒是邮件中谈的关于对该电子版的看法和建议的内容很有见地,很有彼著名方汉奇的可能。回邮一确认,果真!现在,他们已成为“铁杆网友”。还有一个小秘密,希望不要被师母撞见。今年初为了一篇章太炎报刊活动的论文,导师买了一部“王码92”,以应付那许多的僻字。这项支出,出自被“四清”前的小金库。

(原刊于人民日报《时代潮》199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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