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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研究需要有“板凳”精神——记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邓绍根教授
发布时间:2016-7-1 14:43:48
   “人生四十刚开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绍根笑称自己年龄虽然不小了,但是心态很年轻。他说,对于做学术研究的人而言,四十岁是一个黄金年龄;但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确是仅仅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独到研究。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邓绍根表示,当前我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研究成果丰硕,但基础性研究仍需加强。

学科交叉拓宽研究视野

新闻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专门史,不仅需要具备历史学的素养,而且需要掌握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知识。“我学历史,转向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扎实的历史学基础给我带了多方面影响。”邓绍根是大学和硕士阶段都是历史专业,这对他的跨专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学研究需要有‘板凳’精神”,“我在硕士生阶段为了阅读40册《万国公报》,长期整天泡在图书馆特藏室,做了大量《万国公报》科技史料的资料卡片,虽然没有达到‘板凳须坐十年冷’精神境界,但是深深领会‘板凳’精神的好处。”邓绍根说,正因为自己能忍耐艰辛和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才使得自己的研究能够不断有所新突破。“现在的学术环境有些浮躁,我们不要哪里热闹就往那里研究,要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说。

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而历史要用史料说话,搜集史料是新闻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我的研究特色就是注重新史料,史料丰富。我想这是因为自己学历史学的缘故,有良好的史料搜集能力的培养。”邓绍根表示,历史学有专门的史料学,但新闻史研究没有,他建议研究者要加强这一能力的培养。“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观点,我觉得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

“我自己因为了跨专业,交叉了历史学和新闻学,深受其益,所以还想继续尝试一些新的交叉学科领域。”邓绍根说,目前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比较多的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史研究方法,而且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他表示,“以后将注意话语修辞和跨文化研究对新闻史研究的借鉴,开拓自己新闻史研究视野,提升自己新闻史研究水平。”

为学之道贵在踏实

“史料”是邓绍根做学问的一个关键词。“我自己研究的一个特色就是注重史料,善于搜集新史料。”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他表示就是四个词:踏实、求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熟知邓绍根及其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文如其人,即学问和为人一样的踏实。穷尽方法搜集第一手资料,将研究基础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之上,这是他做学问的基础;从多个维度、角度或运用多种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详实论证,力求研究详尽全面,系统深入,这是他做学问的方法;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精深晦涩的理论,文章平铺直叙,朴实无华这是他研究成果的特色。总之,踏实是邓绍根的为学之道,“这与我学历史专业树立的板凳精神,严谨治学的信念有重要关系。”

做学问离不开广博的阅读,多读书是基础。但是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此,邓绍根颇以为然,“做学问要求真,要有批判性思维。”在研究过程中,当搜集到丰富的新史料,发现得到的结论教科书或其他研究书籍不相吻合时,邓绍根都会有一种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研究的冲动,“将它们写出来,纠正书本上既往的历史定论。”“不唯书还不够,还要不唯上,即不迷信权威之言”,他表示年轻学者要敢于运用新资料向权威发起挑战,只要论之有据,言之成理,自可成一家之说。

谈起自己的学术成绩,邓绍根说秘诀就在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他从2004年开始研究“记者”一词,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他不断利用发掘的新史料,研究发现的新问题,培养起扎实搜集史料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研究能力,先后发表《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2007年第10期《国际新闻界》)、《“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2008年第1期《新闻与传播研究》)《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2016年第4期《现代传播》)等论文。“自己从小处着手,在搜集大量新史料进行大量个案研究后,应该大处着眼,将新闻概念史研究系统化,推动近代中国新闻学术话语体系研究的深入发展。”邓绍根表示,“小处着手,搜集史料,进行个案研究,有利于培养自己学术的志趣;大处着眼,学习借鉴理论,训练问题意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新闻史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

邓绍根表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研究,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必须对新闻历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着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对于新闻史研究的未来,邓绍根还有很多期许。“首先要多做基础性研究工作,发掘新史料是新闻史研究理论创新的前提。”他说,2015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的设立,说明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势必会涌现出中国新闻史料学系列研究成果。

“其次是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在邓绍根看来,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个案研究则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最后还要注重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他表示,新闻史研究还需要广大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增强问题意识,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角度,革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层次,完成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进程,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闻史研究水平阶段。

“人生四十刚开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绍根笑称自己年龄虽然不小了,但是心态很年轻。他说,对于做学术研究的人而言,四十岁是一个黄金年龄;但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确是仅仅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独到研究。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邓绍根表示,当前我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研究成果丰硕,但基础性研究仍需加强。

学科交叉拓宽研究视野

新闻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专门史,不仅需要具备历史学的素养,而且需要掌握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知识。“我学历史,转向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扎实的历史学基础给我带了多方面影响。”邓绍根是大学和硕士阶段都是历史专业,这对他的跨专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学研究需要有‘板凳’精神”,“我在硕士生阶段为了阅读40册《万国公报》,长期整天泡在图书馆特藏室,做了大量《万国公报》科技史料的资料卡片,虽然没有达到‘板凳须坐十年冷’精神境界,但是深深领会‘板凳’精神的好处。”邓绍根说,正因为自己能忍耐艰辛和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才使得自己的研究能够不断有所新突破。“现在的学术环境有些浮躁,我们不要哪里热闹就往那里研究,要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说。

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而历史要用史料说话,搜集史料是新闻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我的研究特色就是注重新史料,史料丰富。我想这是因为自己学历史学的缘故,有良好的史料搜集能力的培养。”邓绍根表示,历史学有专门的史料学,但新闻史研究没有,他建议研究者要加强这一能力的培养。“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观点,我觉得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

“我自己因为了跨专业,交叉了历史学和新闻学,深受其益,所以还想继续尝试一些新的交叉学科领域。”邓绍根说,目前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比较多的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史研究方法,而且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他表示,“以后将注意话语修辞和跨文化研究对新闻史研究的借鉴,开拓自己新闻史研究视野,提升自己新闻史研究水平。”

为学之道贵在踏实

“史料”是邓绍根做学问的一个关键词。“我自己研究的一个特色就是注重史料,善于搜集新史料。”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他表示就是四个词:踏实、求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熟知邓绍根及其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文如其人,即学问和为人一样的踏实。穷尽方法搜集第一手资料,将研究基础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之上,这是他做学问的基础;从多个维度、角度或运用多种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详实论证,力求研究详尽全面,系统深入,这是他做学问的方法;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精深晦涩的理论,文章平铺直叙,朴实无华这是他研究成果的特色。总之,踏实是邓绍根的为学之道,“这与我学历史专业树立的板凳精神,严谨治学的信念有重要关系。”

做学问离不开广博的阅读,多读书是基础。但是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此,邓绍根颇以为然,“做学问要求真,要有批判性思维。”在研究过程中,当搜集到丰富的新史料,发现得到的结论教科书或其他研究书籍不相吻合时,邓绍根都会有一种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研究的冲动,“将它们写出来,纠正书本上既往的历史定论。”“不唯书还不够,还要不唯上,即不迷信权威之言”,他表示年轻学者要敢于运用新资料向权威发起挑战,只要论之有据,言之成理,自可成一家之说。

谈起自己的学术成绩,邓绍根说秘诀就在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他从2004年开始研究“记者”一词,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他不断利用发掘的新史料,研究发现的新问题,培养起扎实搜集史料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研究能力,先后发表《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2007年第10期《国际新闻界》)、《“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2008年第1期《新闻与传播研究》)《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2016年第4期《现代传播》)等论文。“自己从小处着手,在搜集大量新史料进行大量个案研究后,应该大处着眼,将新闻概念史研究系统化,推动近代中国新闻学术话语体系研究的深入发展。”邓绍根表示,“小处着手,搜集史料,进行个案研究,有利于培养自己学术的志趣;大处着眼,学习借鉴理论,训练问题意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新闻史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

邓绍根表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研究,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必须对新闻历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着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对于新闻史研究的未来,邓绍根还有很多期许。“首先要多做基础性研究工作,发掘新史料是新闻史研究理论创新的前提。”他说,2015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的设立,说明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势必会涌现出中国新闻史料学系列研究成果。

“其次是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在邓绍根看来,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个案研究则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最后还要注重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他表示,新闻史研究还需要广大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增强问题意识,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角度,革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层次,完成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进程,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闻史研究水平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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