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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张元济与《东方杂志》
发布时间:2009-9-17 12:28:43


     《东方》在出版历程中曾发生了三次休刊、又三次复刊的现象,这在近现代中国报刊出版史上是极少见的。1911年11月—1912年3月,《东方》因辛亥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休刊五个月;1932年3月—10月,因商务管理大楼被日寇炮火所毁第二次休刊八个月;1941年12月—1943年3月,迁移至香港的《东方》编辑部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次休刊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坎坷使得商务事业深受其累,像《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许多商务名刊就是在“一·二九”火劫中消失的。幸运的是,张元济等商务不同时期的主持人似乎对《东方》特别眷顾,《东方》在商务每一次困境稍有缓解之后总能最先被复刊,重新回到读者手中。1948年底,由于时局的动荡加之经营的窘迫,张元济着手整顿商务业务,《东方》在无奈之下又一次休刊了。不过,如果体味张元济当时的内心,他一定有让刊物再次复活的愿望。据记载,1949年金秋时节,张元济应邀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此间他曾参观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燕大图书馆馆长陈鸿舜郑重其事地拜托他帮助把馆中所缺的《东方》各册补齐,这件小事最能印证《东方》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也定能触动张元济的心弦,准备再次复刊《东方》。1950年,商务在一个内部总结报告中曾宣布:“不久即将发行的有从《东方杂志》脱胎换骨的《新东方》和相当于《小说月报》的《小说月刊》。新刊物的编辑方针,将根据国家的政策,同时注重提高与普及,为人民的真正利益而服务。”由于未知的原因《东方》复刊未逮,但这个记录确切无误地证明了张元济当时做好了重新焕发《东方》生命的积极准备,他与《东方》的命运是相伴终身的。
   
“文人办报”与《东方》基调

      张元济的“文人办报”理念,就是要求商务出版活动既要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又要养成独立思考、不党不群的品格,自觉厘清政治态度与学术活动、文化使命感与企业实际运作之间的界限,防止商务因陷入现实的政治纷争与社会风潮之中而使启蒙事业受挫。曾在商务工作过的陈叔通先生说:“在商务诞生之前有书商无文化价值,商务诞生以后引起很多文化出版家,这是商务有开风气的作用。”此言即是对商务出版理念颇中肯綮的评价。张元济对《东方》的呵护之举就根源于其“文人办报”的理念与《东方》事实上呈现的风貌相契合,该刊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出版理想得以彰显的一个标志性载体。 “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新吗?他实在不配。”这是1919年文化大论战时,《新青年》的“小兄弟”《新潮》对《东方》的批评。有关此次论战的是是非非另当别论,不过新潮社的重要成员罗家伦这一番嘲讽的话倒真把《东方》最显著的底蕴给揭示出来了。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东方》是以一个无所不包、有容乃大的“仓库”形象而著称的,它对所有学人与学术观念开放,稳健而不保守,启新而不趋时,介于不新不旧,亦中亦西之间。这种与时俱进加稳健持中的基调是《东方》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切得益于张元济为商务熔铸的精神追求与使命意识,也得益于刊物在成长过程中,尤其在面临各种困境时张元济担当了实际的策划者与掌舵人。
 
     《东方》(包括其前身1902年创刊的《外交报》)在创刊之初均以介绍国际时事与我国外交政策为主,对国内政治话题一般绝少介入,这种低调、稳健的编辑取向与清末张元济个人的政治境遇大有关联。从政治立场上看,张元济无疑是坚定的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东方》早期的主要撰稿者如夏曾佑、高梦旦、杜亚泉等人均带有立宪党人的色彩。不过在清廷党禁未开、新政未举的高压气氛下,他们是不会在杂志上冒然探讨相关话题的,这是商务群体与同为立宪派的康梁等人直接用舆论工具来进行政治诉求的不同之处。一直到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商务期刊才开始把目光转向起伏动荡的内政话题上。1906年《外交报》第153-158期连续六期刊载了严复的长文《论英国宪证两权未尝分立》,表明了该报对当时立宪风潮的基本态度。张元济在严文后加按语云:“本馆论说,专言外交,他说从未阑入。唯自七月十三日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以来,举国上下,喁喁望治,乃特商之侯官严先生,撰登此文焉!”同年的《东方》也开始发表有关立宪问题的社论,并于1907年2月编辑刊行了《东方》历史上的第一个临时增刊——《宪政初纲》,汇集了当时有关立宪活动的主要参考文献,成为立宪宣传的重要工具。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东方》在主编孟森的主持下集中围绕“立宪”问题组织栏目,几乎把杂志演绎成了一部“立宪实录”。在晚清立宪风潮中,《东方》不是步趋清政府的风向,随声附和,而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立场。例如,1908年清政府宣布了开设国会的预备期限,并公布了《议院法》、《选举法》等,当时正在日本考察的张元济得知消息后致信给商务编译所同仁表明了其冷静的态度。他在信中云:“海外闻此消息,不觉欣然。但不知其言果可恃否?报上又有钦定宪法字样,此事恐为将来祸根。然能为祸与否,究视吾民之如何自待。”对当时势头颇盛的预备立宪公会,认为“不宜随声附和,宜时时从高一层落想,以为国民之向导”。这种深思远虑、稳健超越的政治态度使得《东方》等商务期刊在晚清政潮中既充分表达了自己渐进变革的改良主张,又没有沦为清政府的“闲帮”工具,保持了思想自由的独立品格。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其后纷纭复杂的政象是对张元济“文人办报”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考验。当时,同科进士汤寿潜任独立后的浙江军政府都督,多次致书张元济帮助其筹划政事,被张以自己是旧式党人为由辞谢。同期,上海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又发布传单,误责张元济受袁世凯指示“造汉阳失守之谣”,以博取功名富贵等等,张元济闻此迅即发表启事,辟除谣言。其《启事》中云:“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官途,何独于危亡颠覆之时转发做官思想?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终岁勤苦,仅博砚田之获,亦十有余年矣,何一旦改其初志也。……此等无稽之言,本不足辩,因名誉有关,兼恐有损各报馆之名誉,故特声明。”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自我剖析最能代表张元济当时的政治态度与思想品格,也能解释《东方》在此一阶段曾短暂休刊的个中缘由。《东方》历史上的第一次休刊期是从1911年11月—1912年3月,此间正是从武昌起义到民国初肇这一社会大变动的敏感时刻。以往的研究或认为这一次休刊的原因不详,或归因于外部交通不畅,实际上应是商务决策层内部主动的变通之举。武昌起义爆发后,《东方》作了大量及时而客观的报导,如当时新任的主编杜亚泉在起义成功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就赶写了《四川事变记》一文,分析了此次革命的近因——“保路运动”。后来又连续撰写了《革命战争》、《革命战事记》等文章加以详细的介绍,并敏锐地捕抓到此次革命的实质迥异于历代改朝换代的旧式战争,“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战争,一改历代革命战争之面目,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当时思想界是极具前瞻性的。不过勿庸讳言,清末《东方》知识群体自身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此前也不遗余力地介绍与宣传了立宪改良的主张,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把《东方》置于了一个较为尴尬的处境;再者,扑朔迷离的混乱政局也令商务主持人一时确难把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东方》此次短暂的休刊是张元济为静观时局、主动作出的权宜之策,其意图就是让刊物的学术活动与现实的政治风波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免其启蒙国民、改良社会的良好愿景受挫。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每当《东方》面临类似困境时,张元济都是从这一高度出发来决断《东方》命运的。

      张元济把商务事业与现实政治活动拉开一定距离,维护着一个文化机构相对独立的形象,但他并没有完全超脱现实环境来进行自己的事业,更没有对变革的时代呈现出保守、抵制的心态,而是与时代同行、在选择中创新,这种稳健与开进完美统一的文化品格也淋漓尽致地浸透在《东方》的形象中。对此,新文化运动后期《东方》的革新举动最具说服力。新文化运动启动后,当陈独秀等新文化健将们热情讴歌“德先生”和“赛先生”、猛烈攻击“孔家店”时,《东方》的主编杜亚泉以自己的理性思考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在时代的主旋律之中发出了一丝不和谐的音调,从而引发了一场以《新青年》与《东方》为两大对立阵营的文化论战。《东方》在这场论战中的角色意义用传统的“保守”标签是难以草草了结的,这已成了当下学术界的共识。不过,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欧风美雨的输入与传播毕竟成了激进的时代主潮,《东方》的音调还是“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因受《新青年》、《新潮》的批评,《东方》的发行量急骤下降,社会影响也大为减损。在这种不利形势之下,商务领导人审时度势、与时俱变,及时调整了《东方》等商务期刊的出版方向。张元济当时就向社会公开宣布,自已以前提倡的“新教育已陈旧,不可误采”;商务期刊应该变通,从速进行。1920年10月,他与当时的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先后北上京城,于新文化中心遍访各界名人,为商务招才纳贤,甚至有聘请当时学界闻人胡适之来主掌商务编译所之议。同时,商务内部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工作,最具标志性的一点就是撤换了杜亚泉的《东方》主编之职。另外刊物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以便及时跟踪社会信息;开始改用白话文,注重吸纳学界新人的言论等等。改革后的《东方》以大度与稳健的形象很快重新回到学术论坛的固有位置,以文艺栏为例,“至第十七卷(1920年)以后,本志更努力于新文艺的输入,国内创作家亦常常以新作品见饷。计自十七卷至二十卷(1923年)的四年间,本志所曾经刊载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已经可编成十二册的单行本,可谓‘以附庸而蔚为大国’了。”总之,在张元济等人的悉心庇护与调理之下,《东方》经受着了时代风雨的一阵吹打,不仅没有凋零飘落,反而焕发了新的生命活力。

   
“文明排外”与《东方》话语


      救亡图存、振兴民族,这是张元济一生致力于教育启蒙活动的最重要的使命,也是其理想追求的最终归属。张元济较早接受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熏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明排外”的主张,在晚清思想界独树一帜。《外交报》、《东方》的先后创刊事实上就与他当时意欲伸张其民族主义话语权这重背景有关。

      1902年,张元济在《外交报》创刊号中正式打出了“文明排外”的旗号。他指出,“吾国言排外数十年,撤藩、割地、偿兵费、租界、势力圈、主权尽失,而转为世界垢病”,皆因为这些“排外”是不谙外势与国情的盲目排外,而不知“排外”之真谛。张元济借取了当时严复翻译的《原富》、《社会通诠》等西学资源,对“排外”思想的合理性进行了自我式的诠释。其意旨表述如下:“盖人之生也,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是以彼我之间,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缘隙生事,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者,渐趋知力平等之势;又以经历既多,识见渐澈,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于是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此说首先承认人与国家都是利己主义者,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在此前提下,它更强调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协作与约束关系,唯其如此,才能最终保障每个个体、民族与国家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尊严。这种思想基于弱小民族保种卫国的要求,强调用符合国际法则与外交惯例的和平手段进行对外抗争。另外,它是从普及民众教育、灌输国民常识、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深层要求,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与方向的,颇具思辨色彩与时代特征。“文明排外”之说问世后,遭到当时传播西学风头甚健的严复来信批评,严氏认为,“当此之时,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张严之争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第一批启蒙思想家在认识中西文明、构画中国社会发展图景时已呈现出不同的认知趋向,关于这一点此处不作深论。尽管张元济本人后来没有就此主张作出更多理论性的阐述,不过,《外交报》与《东方》的相继创刊事实上给他的主张提供了坚守与辩护的平台。《外交报》的宗旨就是为世人“欲审国势,诇外情,出文明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提供涓涓之助;《东方》初创时打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旗号,与当时国内高涨的“拒俄运动”、国际上流传的“黄祸论”等流行元素固然有关,但根源于张元济“文明排外”主张的影响。

      张元济“文明排外”思想中最突出的主张就是扶植本国企业,发展民族工商业,与洋商进行争权争利的“商战”。《东方》不仅忠实记载了张元济的许多“商战”言行,重要的是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广告宣传等方面整体性配合其言行。 1905年7月,张元济与一部分浙江籍爱国士绅为了阻止外资插手浙江路事,自发组织了商办浙江铁路公司,他被推为股东代表,后又任董事会董事。该公司章程规定股票“均惟华人自购,不附洋股”。两年以后,英国政府以借款的方式试图插手正在兴建的苏杭甬铁路,江浙人民在爱国士绅的带领下,兴起了一场“拒款运动”,张元济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倡导者,为收回路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东方》在1907—1908年的《各省路事汇录》、《世界大事记》等栏目中专门编辑了“沪杭甬铁路”专题,汇录国内外有关此次“拒款”活动的各类报道加以宣传,并对《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的不实之辞加以驳斥。这种编辑举措无疑是与张元济的活动分不开的。民国以后,张元济振兴民族经济的雄心不减。五四运动前后,以上海为中心兴起了一场“拒用日货”运动,张元济要求《东方》等商务刊物不登日本商品的广告。“救国的第一方策,就是积极地提倡国货”。这一条广告语在1920年代前后《东方》的广告栏上非常醒目、持久。1919年,南洋简氏兄弟回国创办烟草公司,北洋政府不但不加保护,反而多方刁难,张元济闻此消息异常气愤,痛斥“北廷无道”,自己率先支持,让《东方》优惠给南洋烟草公司的系列产品做广告,并标明是“正宗国货”。只要翻阅一下二十年代《东方》上南洋香烟广告的精美图案,我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东方》的舆论倾向与张元济的思想活动是何等的攸攸相关。

     《东方》一贯重视对国际问题的介绍与研究,数十年中坚持不懈,这种内容版块的设置也是深受张元济思想影响的。创刊不久,《东方》就在每期中附录《外国大事记》,按月汇集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这项资料采集工作一直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民国以后,《东方》获取国外信息的渠道非常丰富,除自己编译整理外,还开设了“海外通信”、“海外调查”等专栏,聘请许多留学生或海外华人作为特约记者,像蔡元培、罗家伦这些国内知名人物在留欧期间都为《东方》充当过这种角色。另外,《东方》编辑部内也涌现了一批对国际问题研究颇有造诣的专家,如胡愈之、俞颂华、杨端六等人,他们发表的国际时评客观准确又富有预见性,在广大读者中好评如潮。《东方》如此关注国际时事与动态,不仅仅是出于让国人开阔眼界、周知天下的纯知识性目的,同时还蕴含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之中防患于未然、为民族寻找独立的生存机遇这样的深远意旨。有一个非常巧合的现象,即《东方》高度重视国际问题与我国外交状况的时期,往往是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把中华民族席卷带入非常危机的时刻。《东方》创刊就是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促成的,它当时打着“联络东亚”的旗号主要也是批驳欧美社会正流行的“黄祸论”。一次大战期间是《东方》关注国际问题的又一个高潮,它对这场战争的全部进程与战后的和谈事项“都有最确实迅速的详述,为当时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在《东方》编者热心关注战争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如何借机收回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考虑。1930年代初,《东方》把刊物的“集中点”又投放在“普及国际智识,研究国际时事”上,实际上是该刊编者又一次敏锐地感触到了中华民族即将面临全新的危机,预先开始寻找应付的对策。由此可见,《东方》每一次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敏锐捕抓与热心介绍都与维系民族利益的宏旨切切相关,这种思想意识的养成与积淀离不开张元济“文明排外”思想的长久熏染。因为“文明排外”主张是张元济“智民之梦”中最富个性的色彩,是他终身不渝的追求,其思想情感往往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也显现得尤为炽热。例如,1937年9月正是国难深重的时刻,张元济在给流亡学生演讲的场合,就再一次宣泄了其思想情感。他告诫流亡学生,“将来国家的大任,不久都要降在你们的身上。到那时节,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国外被他们警察监视搜查的情形。不要忘记了由天津到烟台,济南坐敞车,睡铁闷子车,喝泥沙井水,吃大饼咸菜馒头的滋味。”这些言语可谓振聋发聩、寄意深远,在当时社会引起的反响自是非凡。1937年前后,《东方》曾就“中国文化问题”、“民族复兴问题”等组织了专辑进行探讨,强调人格精神与民族复兴的相互促进关系,这些办刊宗旨无不受到张元济思想的潜在影响。总之,《东方》不同时期的知识群体不仅从学理上接受并丰富了“文明排外”的思想内涵,而且均在现实层面践行着“文明排外”的主张。无论是晚清时期的保路权、争矿权,民国初期的拒外债、抵洋货,还是1920年代如火如荼的废旧约、收主权、反殖民、反惨暴等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东方》都是以鼓动者与声授者的角色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类型中独树一帜。

      张元济一生致力于辉煌的商务事业,但是对个人名利又非常淡泊,商务许多名垂青史的出版业绩其实都充满着他的心血,但后人不尽知晓。就他与《东方》的关系而言,从以上略加漫议的几个侧面可以断言:《东方》的名刊形象固然离不开各个时期具体“守门人”精心的把关与打造,但张元济幕后的参与以及无形的影响同样功绩甚伟,他是《东方》终生的守护者。有学者曾说过:“在把商务办成中国第一流的出版社的过程中,张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如果把这个评价移植到他与《东方》的关系上,答案是一致的。

 

       编辑: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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